这一讨论从日常生活延伸到体育竞技赛场
围绕女性“服美役”的种种讨论让我们不禁思考：
究竟从何时起，化妆与女性捆绑得如此紧密？
化妆又为何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一种必要标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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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 | Win Tam（WINZ IMAGE）
在社交媒体上，女性“带妆运动”成为一项高度可见的讨论议题。当女性以精致的妆容进入健身房、跑道甚至是万众瞩目的专业赛事赛场，讨论往往并不围绕运动本身展开，而是迅速滑向对其动机与真实性的质疑——化妆被视为不够专业、不够投入，甚至被暗示为“作秀”或“博关注”的证据。
这种基于女性是否应该化妆、化什么样的妆的审判，不仅围绕着普通人的生活展开，甚至投射到了职业运动员身上。
英国女子橄榄球运动员Georgia Evans因为在世界杯赛场上扎着粉色蝴蝶结、化着妆、涂着指甲油，被指责“太女性化，不像运动员”。
无独有偶，中国女子田径运动员吴艳妮不止一次面对类似的质疑。即便她在赛场上接连夺冠，不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，甚至打破室外跨栏全国纪录，然而基于妆容与外貌的审视、质疑乃至苛责，透过竞技体育赛场诉诸在她身上，让化妆与爱美，成为社会语境下女运动员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。
与此同时，关于竞技体育的讨论未能全然剥离性别叙事，在公开场合的访问以及大众讨论中，女运动员常常被置于运动成绩之外的性别审视之下，针对女运动员是否应当带妆参赛的质疑声不绝于耳，这让人不禁思考——化妆与爱美妨碍运动了吗？究竟从何时起，化妆与女性捆绑得如此紧密，以至于该不该化妆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一种必要标准？
PART 01
对“化妆”这一行为进行历史溯源可以发现，在东西方的文明体系以及审美表达中，化妆超越性别，甚至超越日常。
公元前两千年的古埃及，不管女士还是男士，任何人出门参加活动或者宴会前都会对镜自妆，尤其是眼妆。在新王国时期，使用由孔雀石与方铅矿研磨而成的眼线膏（kohl）极为流行，其功能不仅在于强调眼部轮廓，更被认为可以防止强光刺激、沙尘侵害及眼部感染。
新王国时期眼线膏罐
化妆一词的英文词源来自希腊语“kosmos”，原意指秩序、安排与和谐，而非单纯地美化外表；这一词源同时也是“宇宙”“秩序”的词根，其所指涉的意义远比今日“化妆品”的狭义用法更为宏大。化妆既是对身体的装饰，也是对健康的维护，甚至承担着联结神灵、获得庇护的功能，眼妆被视为“荷鲁斯之眼”的再现，被认为拥有抵御混乱与邪恶之力，维持人与神、人与宇宙秩序之间的平衡。
在这一语境中，身体的审美性与功能性并未分离，个体与自然并未对立，男性与女性亦未被严格区分，因此尚未被性别化的化妆是一种同时服务于生存、秩序与神圣性的身体实践。
回顾中国历史，化妆也曾无男女之别。秦汉时期，无论男女都会使用“面脂”修饰容貌，连同服饰装扮一并被视为文明风尚的体现；到了魏晋南北朝，士大夫流行用铅粉、米粉敷面，当朝更是有皇帝每年给朝臣分发“彩妆养护套盒”的制度。《唐制》载：“腊日赐宴及赐口脂面药，以翠管银罂盛之。”不仅齐全，连包装都很讲究。《四时纂要》中记载，太平公主有一个功效显著的面药配方（相当于今天的面膜），武则天知道后，立即把配方赏给了群臣。
17世纪到18世纪的法国宫廷，化妆是贵族身份与时尚地位的标志，男女皆需使用粉底、胭脂和美人贴（beauty patches），男性也会涂白粉、胭脂、描眉甚至上唇色彩。在路易十四统治下，法国宫廷对奢华、礼仪与外观有极高要求。贵族男性常使用白色粉底、发粉甚至口红与面部装饰，与华丽的服饰、假发共同构成完整的形象体系。
化妆被认为是欲望的外显
18世纪末的维多利亚时代，性别二分文化在基督教伦理的渗透下更制度化、更严苛，男性被鼓励表现为理性、朴素、实用的“公共理性者”形象，化妆被视为“世俗的人为装饰”，学术上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词Great Male Renunciation（男人大放弃运动）去形容这样的性别审美转向。维多利亚女王也曾公开表示，化妆是粗俗的，只适合舞台演员和社会上被视为放荡的女性。
PART 02
既然化妆被贴上了伤风败俗的标签，为什么只有男人放弃化妆？女人不但继续化妆，还推动化妆品消费市场达到年6000亿美元的规模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女性外貌之所以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，并非因为美本身具有天然的社会价值，而是因为在既有的性别秩序中，女性被持续引导，也被反复训练，将身体与外貌作为最稳定、最可被社会识别的“通行证”。在教育、职场、婚恋与公共舆论等多个层面，女性被默许甚至被要求通过外貌管理来换取基本的认可与善意，这使得“美”成为一种高度性别化的资本形态——它并非附加选项，而更接近一种隐性门槛。
如果将“美”理解为一项被分配给女性的社会性任务，那么化妆便不再只是个人喜好层面的审美实践，而更接近一种被高度规范化的应对策略。
在日韩社会，女性进入职场往往默认甚至被明确要求化妆。日本社会长期存在所谓的“社会人妆”“就活妆”，被写进求职手册与企业礼仪规范；韩国职场中，女性是否化妆，常常被直接等同于是否“有职业素养”、是否“尊重公司形象”。这种要求未必总是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出现，但它通过前辈提醒、面试反馈、绩效评价乃至同事私下议论，形成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。
日剧《所以我化妆》海报
在这种被物化了的世界观下，化妆更像是一种对景观规则的顺应，而非对规则本身的表达。
当真实的社会关系经由符号代替，化妆被默认与女性高度绑定，便不再只是个体层面的审美选择或身体实践，而被转化为一种性别符号：是否化妆、如何化妆，逐渐被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“像女人”、是否符合主流意义上的女性气质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，性别气质的定义开始变得僵硬——女性被期待在外貌上保持可识别的女性特征，而化妆成为最直观，也最容易被社会读取的标记之一。由此产生的问题并非“女性是否应该化妆”，而是女性是否被允许不通过化妆来完成性别身份的确认。
更重要的是，当女性被持续安置在“美的承担者”这一角色之中，美便从一种可能的表达，转化为一项社会分工意义上的义务。女性不仅要“看起来好”，还要为公共空间提供愉悦的视觉体验，为秩序与和谐承担情绪与感官层面的劳动，而这一劳动往往被自然化、被浪漫化，却鲜少被承认为真正的付出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女性的外貌始终被纳入道德与能力评判之中——美不仅是资本，更是一种可被随时调用的评价工具。
PART 03
科幻题材小说《她对此感到厌烦》中，作者借书中角色莉莉丝之口，说出这样一番话，让名为“美役”的困局具象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场景——
事实上，公共空间里关于“服美役”的讨论，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出，女性对美的追求，受到不同程度的、来自社会性别与资本文化的凝视。《服美役：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》一书中对这种凝视作出进一步解释：“我们不应该觉得男性凝视是指派性别为男的人专属的凝视：男性凝视是‘正常’的凝视，也是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会运用的解读现实的过滤器。它的存在基础首先与权力关系相关，因此它不仅是男性看待女性的方式，也是女性看待自己和其他女性的方式。”
而所谓的凝视，再次印证了福柯的身体权力观点。
电影《某种物质》海报
当“看”的权力过于强势，凝视就会变成福柯口中“来自上位者的软暴力”；而被凝视的客体，同时也是权力关系中的下位者。在这种情境下，女性看似是在为自己打扮，实际上却是在回应一个始终在场，却又难以指认具体来源的集体目光。
“服美役”的核心症结，并不在于女性是否在取悦具体的某个他者，而在于社会凝视如何被内化为一种自我监督机制，从而主动服从美的规范。化妆行为看似处在“选择”与“被迫”之间的灰色地带，它既可能包含真实的愉悦与表达，也不可避免地承载着对社会期待的回应。
PART 04
化妆的女人自由吗？自由的女人爱美吗？爱美的女人如何找到真正的自由？
这组看似自相矛盾的问题，恰恰说明“化妆”“爱美”与“自由”长期以来被结构性条件反复拉扯、不断重写的关系。
化妆的女人是否自由，关键并不取决于她是否化妆，而在于她是否——
同样，自由的女人是否爱美，也并不存在标准答案。爱美可以是自由的结果，也可能是自由尚未完全到来时的折中选择。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“化妆”这一行为本身，而在于它是否被预设为女性的义务，是否被用来衡量女性的价值，以及衡量女性是否值得被尊重。
正因如此，对“化妆”的去性别化，成为一条重要的思考路径。将化妆视为创作，而非仅仅是对容貌的修饰或取悦他者的工具，意味着它可以像绘画、造型、表演一样，成为一种表达、实验与想象的手段。化妆仍然保留着它古老的功能——创造新面孔，创造让彼此相认的身份。用化妆建立可识别的“脸”身份集合的方式，对抗单一的美学和性别期待，追求自我表达。
在青年亚文化对主流审美价值发起符号反抗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朋克与哥特文化在英国流行，朋克妆用浓烈的眼线、夸张的色块、撕裂的妆感挑衅传统的“自然脸”“顺从的性别美，哥特妆容则借用暗色调、骷髅式的黑眼圈甚至超现实的面部造型，把“死寂”“阴暗”“不合规范的美”视为一种叛逆的身份标志。
这些创作往往是在规训和凝视的压力下生长出来的，而化妆承担着集体身份识别与彼此认同的作用。在这一语境中，化妆不再天然指向“女性气质”，而指向创造力本身。这种转向，并非否认化妆与美的关联，而是拒绝将“美”收编为女性必须承担的功能性任务。
与此同时，也需要警惕另一种同样简化的判断：把“爱美”直接等同于“不自由”。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“化妆即被规训、素颜即解放”这样的二元对立。
爱美之于女性，既可能是社会期待的内化结果，也可能是真实欲望的一部分。问题不在于女性是否爱美，而在于她是否被允许只在“爱美”这一维度中被看见，是否能够在爱美之外，仍然拥有不被削减的主体性与行动空间。
与公共空间中的女性一样，职业女运动员同样处于被凝视、被消费的结构之中。可以明确的是，女运动员带妆参赛不该被视为一种需要额外解释、辩护或进行道德评估的行为。在竞技语境中，真正应当被置于中心的，是规则是否公平、评价是否一致、成绩是否被同等对待；而化妆既不应该被解读为“不专注”，也不必在胜利之后被浪漫化为“加分项”。
围绕职业女运动员妆容展开的讨论，恰恰说明问题不在于妆容，而在于舆论仍然在用性别化的眼光解读女性的身体与表现。从更长远的角度看，真正的进步并不在于鼓励女性运动员化妆，而是明确一条底线——化妆不应成为竞技判断、道德评价或能力推断的依据。当女性运动员无论带妆与否，都只需为体育竞赛中的技术、策略与表现负责，关于“女性是否应该化妆”的质疑，才会失去讨论的必要。
2022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表演滑
俄罗斯奥委会选手安娜·谢尔巴科娃在表演中
毛建军 摄
女性通往美丽的关卡到底有多少种？
与其追问什么是美，更重要的是去理解我们是谁、什么会触动我们、什么会让我们感动
真正的自由，并不要求女性放弃化妆或拒绝美，而在于让化妆重新回到可选择、可撤回、可被重新定义的位置，它可以是创作、是兴趣、是风格实验，也可以是某一天的放弃与无须解释。
当爱美不再作为女性必须完成的角色任务，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，爱美的女性，才真正拥有了自由的可能。那种自由，让人想起凯特琳·西尔（Caitlyn Siehl）的诗作《这不是你的职责》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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